“近两年来,我国社会融资或者说信贷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变化,这显然与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有关,是‘去杠杆’的正常结果。”昨日,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,在由瞭望智库主办的“2019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”上如是表示。
于学军表示,这样一种融资结构的明显变化,对于不同融资主体来说,带来了不同影响。对地方政府来说,虽然总体负债受到限制,但加大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,对其融资饥渴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。
企业融资则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。据于学军介绍,对于一些评级高的优质企业,银行趋之若鹜,加上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,这部分企业的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,利率也越压越低。尤其是一些央企、国企,还出现了大量归还银行贷款的现象。
“而一些评级较低的企业,仍然面临融资困难的局面,有的举步维艰。中小企业、实体企业‘融资难、融资贵’之所以不绝于耳,就与这种现状有关。”于学军直言。
于学军进一步分析称,近两年,在全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中,人民币贷款和债券市场的融资占比明显上升,而其他项目则出现下降。这种结构变化,使容易得到贷款或者能在债券市场上发债的融资主体受益,获得资金更加容易;而难以贷到款和发不了债的企业,融资环境可能变得更加严峻。
“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,确实需要谨防出现货币信贷过度收缩的现象,或者也叫作局部性信贷收缩。”于学军直言。
基于此,于学军强调称,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。
一是,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松,利率下行,不等于社会融资环境就宽松,还要看能否有效传导。他指出,切不能因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宽松,就认为社会上流动性也宽松。
二是,实体经济的困难,到底是因为实体企业不好做、盈利能力下降、风险上升导致的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?还是因为融资环境收缩,而导致实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?他直言,切不可把实体企业经济中出现的所有困难,都归结到融资问题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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